在海外代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台湾人

蒋翀忍不住对他的台湾老乡“呛声”了。

每月在三里屯聚餐，是蒋翀和他的台湾朋友们的传统。大家都是来自台湾的“京漂”，在这座庞大的北方城市打拼，这样的聚会具有类似“同乡会”的功能。

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次聚餐，蒋翀从他位于后厂村的公寓赶过来花了一个多小时，到的时候已经坐了满满两桌人。有很多是生面孔。饭局开始前，大家简短自我介绍，几乎清一色在台北念的大学，或是之前在台北工作，老家倒是从台北到屏东都有。

酒过几巡，聚餐变成了吐槽大会，蒋翀听不下去了。

“要是受不了的话，回台湾去就是了。”蒋翀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人问道。

“真的，超夸张的耶。”有人附和道。

“没什么意思，这么看不惯大陆的话，就不要在这里赚钱，回台湾去好了啊。也可以去香港、新加坡，又没有人逼。赖在这里干嘛？”

“又没有说什么夸张的事，”有人反驳道，“内地是这样的。和台湾不一样。”

“什么内地、台湾的。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蒋翀道。

“这有什么问题？”有人不解地问道。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群里有人打圆场，“阿翀是要在这里扎根的，他说他以后老了退休了，回去台湾，要雇十个台湾人帮他剪手指甲，一人负责一只！”

“啊……？！”有一些生面孔大概是头一回听到这话，不禁都惊叹起来。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的确是蒋翀说的。那时候他还在台北，正要下决心来大陆发展。有许多亲友支持他跳出舒适圈，往更大的世界去，但也不乏冷嘲热讽。那时候蒋翀年少气盛，觉得台湾社会如果一直这样内视，拒绝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对岸，未来有一天可能真的失去竞争力，成为“亚细亚的孤儿”。这笑话石破天惊，就这么在他的朋友圈里流传开了，跟着他，直到现在。

“有人有要回去投票吗？”人群里忽然有人问。

众人停了争执，面面相觑，都摇了摇头，没有一个人回去投票。从北京特地飞回去，舟车劳顿，费时费力费钱，若是真的回去，非有极大的热忱不可。

这些人不过是停留在嘴上说说罢了，蒋翀想。对于台湾的未来，他们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说到底，自己又能够改变什么呢。这些人里，大概只有和自己一道念清华的张国昊同自己还算合拍，说来也巧，对方名字里本身就含有一个“国”字，上一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或许还有一些家国观念。蒋翀四年前还和张国昊一道坐飞机回去投票，今年也作罢了。蒋翀看着满场这些比自己小上快十岁甚至更多的新社会人们，他们是更“冷感”的一代，想法要比自己来的简单，也正因为这份简单，让蒋翀觉得更疏离。

蒋翀目前在北京一间互联大公司上班。

面试时他西装革履——他之前就职于一间外资公司，那里对于着装有很高的要求，让他养成了穿正装的习惯。可是一进这间互联网公司，他便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正经过了头。所有人都是T恤运动裤球鞋，更有人穿着拖鞋在办公区域走来走去。站在电梯里，他看到站在身边的同事打着哈欠，脸上还留着午睡的枕印。

那一刻，他和自己说，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新世界了。

蒋翀所应聘的是国际事业部门，在这方面他觉得自己颇有积累，对于野蛮生长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来说，蒋翀心中自诩国际业务能力甚至在面试官之上——但他们年轻。互联网公司是年轻人的主场。85后蒋翀错过了企业草创的最初期，几乎不可能实现个人财富的几何级跃升了。

虽然如此，他仍然感到庆幸，毕竟这里能够给到他的薪水，算上期权，要比原来所在的公司几乎翻上一倍。

除了电话面试，面试一共进行了三轮，还没有入职，蒋翀已经感受到互联网公司所带给他的冲击。以蒋翀之前的标准，所有人都不修边幅，思维跳跃天马行空，面试居然会问他喜欢吃什么菜。

新东家的企业文化追求速度效率，从办公室的装修布置，同事的着装风格，甚至互相间交流的遣词造句，在蒋翀看来，都非常“接地气”。

慢慢地，蒋翀舍弃了梳了数年一丝不苟的油头，剪了利落的寸头，这样在通宵加班后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刷完牙清水洗一把脸，就可以出门上班了。

在北京办公室里，他再也没有穿过西服，连衬衫也免去了。夏天里穿着裤衩T恤便可以出门，对此他坦言“回不去了”，能这样去上班，还怎么能忍受每天西装革履的日子呢？

西装是不再穿了，但有一点他至今还没有完全适应，那就是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蒋翀在外资公司里工作久了，有一些价值观念早已变成习惯，或许直到退休，都无法彻底改变。

他反复调整自己的心态，这过程常伴随着痛苦，让他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

然而公司里的年轻人，对于加班似乎根本不以为意。周末办公室里总是几乎坐满了人。在春节中秋等假日里加班，甚至是香饽饽，大家都抢着上，公司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还要强制执行轮流分配加班名额，如果你去年春节加班过了，今年就不得加班。

蒋翀觉得，互联网企业把加班“异化”了。它似乎已不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被视作一种福利。“加班是一种福利，早几年，你能相信么？”蒋翀笑问道。当聊起马云所言的“996是一种福报”，蒋翀说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要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好，只能顺势而为，顺流而下。这个时代目前就是如此，或许在未来会有改变，但就眼下来说，还远得很。

蒋翀所在国际事业部门内部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人都有，大家之间交流当然是用英文。出了国际事业部，蒋翀发现其他部门的很多同事连用英文利索地聊上几句天都成问题，久而久之，国际事业部在公司内部像是个“国中之国”。

其他部门的同事谈起国际事业部，总会笑说自己“土”，可语气里又带着不服气，总会再补充上一句，“可是写代码、干正事的，还是得靠我们啊！”

这在蒋翀看来是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法务部门能够熟练使用英文的同事前几年几乎没有，同海外合作方的合作备忘录及法律文件，甚至需要国际事业部门翻译成中文后，再交由法务部门审核。这其中蕴含的风险显而易见。所幸当时海外战略只是初步设想，所要应对的问题尚属初级。据蒋翀所知，如今法务部门已经将英文能力作为招聘和考核的重要参考了。

公司里有不少港台同事，台湾人就有几十人。不过比起港台同事，蒋翀和大陆或者来自海外的同事走得更近。和港台同事之间，总是隔着一堵微妙而“隐形的墙”，有些问题轻易触碰不得；反而是大陆的同事，可以大而化之地聊到这些问题，带着自然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讨论上几句。

自从来到这间公司以来，蒋翀还没有因为“台湾人”这个身份，而被问到什么特别的问题。如今被问及来自何处，他直言台湾，同事也不过是“哦”一声，各忙各的去了。

刚到大陆工作的时候，台湾人的身份，是会让很多同事觉得好奇的。那时候大家对台湾的了解还很有限，亲身去过的人也不多。大家都想要从一个台湾人口中，得到更多他对于自己家乡的感受，他总是会先被问及一个问题：“你哪里来？”当他回答“台湾”后，紧接着便是另一个问题：“你觉得台湾属于中国吗？”

蒋翀第一次见识到这个问题的威力，是在上大学去洛杉矶做交换学生的时候。新学期第一堂课在美国不免俗一样是自我介绍。教室里坐着不少亚洲学生，有和蒋翀一样来自台湾的，也有从中国大陆来的。老师抛出的问题是，大家说说自己从哪个国家来的，对这一学期的交换生活有什么期待。轮到蒋翀的台湾同乡，他站起来神情自然地答道：“我从台湾来。”

“不对，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座位上有人有人用英文抗议道。

蒋翀的同乡并不理会，自顾说下去。座位上那声音也毫不示弱，一样继续抗议。两边互不相让，声音愈来愈大声，到后来几乎要拳脚相向，最后两人被老师带去了办公室。

蒋翀怎么回答呢？那时候他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自己当然是台湾人没有错，但同时也是中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两个答案中的任何一个，在那时候的情境下都可能会带来麻烦。

蒋翀选择了刻意回避这个问题，直接从自己对于新学期的期待说起。大家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发言，或许以为他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蒋翀在面对大陆同学的时候，言及出身，便答曰福建人。这一点也没有错，他祖上的确是从福建到的台湾。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刚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谈到这一点，蒋翀笑道，几年过去了，如今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如今各大城市里的台湾人，实在太多了。

真正把内地作为内心归属之地，蒋翀回头望去，也是这几年一路走来，慢慢演进的结果。这几年台湾的历史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纲早已修改得面目全非。而在蒋翀小的时候，他接受的尚算是正统的中华历史教育，书本上的长江黄河，巍巍五岳，北国冰封塞外雪飘，这些壮丽风景都让他憧憬向往。这因为如此，来到大陆后，当真正爬上华山，参观了兵马俑坑，在夕阳下的故宫里漫步，他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澎湃。

目前蒋翀就职的那间互联网公司里台湾人便有近百人，微信群里每天都叽叽喳喳，聊得风生水起。台湾人多了，大家便也不像过去那么好奇。你想要回答“我是台湾人”答便是了，很少有人会要再追问，若是被问及，现在的蒋翀已能坦言道：“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不是仅仅面对大陆朋友时的答案，也是他面对任何人的答案。

蒋翀觉得他已经完全想明白了，他希望更多的人也可以和他一样想明白。

大学毕业后，蒋翀在台湾一家酒商找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三年过去，在业务能力上，蒋翀已经能独当一面，但他的薪资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提升，工作也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不再感到有新的刺激。台湾毕竟小，没有多少经济腹地。实际工作中，他已经开始接触大陆市场，那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空间，每一个省份、南北之间、东西之间，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对与做市场营销的蒋翀而言，那才是可以天高任鸟飞让他挥洒才华的地方。

有一天有从大陆休假回来台湾的大学学长喊吃饭，饭桌上聊起对岸的薪资水平，蒋翀才知道，原来自诩为“发达经济体”的台湾已赶不上对岸。

学长对蒋翀说：“台湾是一个小岛，难免会落入内视的窠臼。对面上海北京那样的都会，单以城市来说，人口便已几乎和台湾全岛相当，你想想看市场会有多大。如果想要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原本蒋翀也想向大陆的酒商投简历，毕竟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在寻找机会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对岸所谓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国际化水平已远超台北，可以选择的产业类别非常丰富，有许多是在台湾几乎难觅踪迹的。其中之一便是互联网行业。

大陆互联网公司的开放姿态令蒋翀感到意外，他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求职的过程算不上坎坷，作为台湾人，要去到大陆工作，几乎又可以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这几年这样的趋势更是如此。

社保、公积金等福利自不必说，台湾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可以享受到比大陆同事更优的政策。因为房地产限购政策，外地户籍在北京上海买房尚有层层限制，身为台湾人的蒋翀，如果资金充裕，是可以直接购买的，并不在限购范围内。这一点让他的大陆同事们颇为羡慕。

只是北京的房价已经涨到对工薪阶层难以企及的地步。蒋翀依旧在观望，“今年好像跌了点儿。再看看。总有一天也要在北京买套房。中国人嘛，”他笑道。

张国昊表哥一家的故事，蒋翀印象深刻。他们在千禧年前去的时候去的上海，那时候浦东开发开放不到十年，他们到了上海滩，便买下了浦东南路世纪大道路口世界大厦的几层楼，和陆家嘴临着黄浦江的几套公寓。如今资产早已翻了多少倍，去年底抛掉了几套地产，打算关了在昆山的厂子，举家回台湾了。

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大多尚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蒋翀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国际化”的期待，这体现在方方面面，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蒋翀目前所就职的这间公司已经在国际化这条道路上迈出脚步，海外也有业务开展。但因为整体公司的交流语言还是中文，沟通成本在这里就显得相当突出。

海外分公司同总部的交流及海外分公司内部的交流，由于两者使用的语言不一致，便导致所有的问题都要说上两遍。

蒋翀目前的工作是作为沟通的桥梁。他参与公司海外事业的拓展，代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去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

目前蒋翀主要负责南亚市场的开拓，印度是重中之重。部门决定派他去印度的时候，他有种临危受命的感觉。他是独自踏上这段征程的，前方会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他不知道，或许没有人知道。但是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每个人都是干将，在踏上德里的那一刻，蒋翀忽然有了一种无比的自豪，他将会面临挑战，但同时也被赋予了信任。他来到这间公司不到一年，便全权负责一整个新市场的业务，这在台湾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甚至在他工作过的其他行业，同样不可想象。

在印度，不论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蒋翀遇到了很多台湾人。他们大多代表台湾公司，或是跨国公司。他们常会向蒋翀惊讶和不解，“没想到会是一个台湾人在代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他的台湾同胞总是将台湾自悬于中国概念之外的说法，蒋翀总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了，他效力的是一间有前途的公司，那公司来自于一个有前途的国家，而那个国家，正是蒋翀自己的国家。不管从海峡两岸哪一边来看，自法理上来说，台湾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蒋翀觉得，有这样想法的肯定不是自己孤身一人。

回首一路走来的历程，蒋翀不禁感慨，不经意间，自己彻底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当年那个不敢大声说出自己身份认同的学生，而今已经成为代表中国面向世界融入全球的一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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